石智雷 冯一桃：乡村人口变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困境

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强调，要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大转型。一是从高生育率转向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95下降至1994年的1.602，并于1995年跌破1.5的低生育率预警线，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到2015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054。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生育率的显著下降成为我国生育率转变的主要原因。2006年，我国城市总和生育率已降至0.89，但乡村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1.72的较高水平。然而，到2015年，乡村总和生育率降至1.26，下降幅度达到26.74%，导致我国整体生育水平显著下降。二是从农村人口占多数转变为城市人口占多数。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城镇人口占比则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17.92%增至2021年的64.72%，城乡人口分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大转型的核心交汇点都在农村，在生育率转变与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双重冲击下，乡村人口结构必将经历剧烈变动。然而，我们对乡村人口结构变动的新形势以及这种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知之甚少。因此，如何认识乡村人口变动的新特征、新趋势，并准确把握乡村人口变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纵观现有文献，学界对乡村人口变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学界聚焦人口规模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口迅速增长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如何控制人口数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议题。代表性观点如徐愫指出，农村地区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重点区域，通过控制农村生育率水平，可以有效实现适度人口规模。在第二个阶段中，学者们开始关注人口素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代表性观点如梁旭光认为，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控制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而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是有效提升人口素质的关键途径。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居民对健康的关注度逐渐增加，赵忠等学者将健康纳入人口素质的研究范畴。而进入新时代以来，学者们逐步将关注点转向人口结构变动，但关注的焦点局限在城乡结构方面。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新要求。习近平强调，要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乡村人口变动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人口素质和人口规模，还涵盖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等多个维度。因此，单一视角无法全面揭示乡村人口的变动规律及其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此，有必要从更加多维的视角出发，综合把握乡村人口变动的新特征、新趋势，以便深入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我国乡村人口变动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学界关于乡村人口的研究也契合城镇化历程。据此，本文将我国乡村人口变动相关的文献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2001年，这个阶段处于人口严格控制时期，城镇化建设也刚刚起步，乡村人口变动并不显著。因此，这一阶段关于乡村人口变动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农村人口生育率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相关研究便开始关注农村人口生育率的变动。例如，石爱虎分析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发现，我国农村人口出生率波动较大，出生率从1970年的35‰下降至1980年的18.8‰，随后又上升至1990年的22.8‰。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又推进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的研究。朱宝树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进程明显加快，1980-1988年农村非农劳动力年均增长量达到824.2万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受到城市化制约，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进程有所放缓，但1994-1998年农村非农劳动力年均增长规模仍然超过460万人。

第二阶段是2002-2011年，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乡村也处于人口快速变动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农村人口迁移、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以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首先，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被取消，促进了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推进了农村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根据2006年湖南省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下流出人口占农村流出人口总量的60.1%，且接近70%的流出人口都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显著高于农村平均水平，素质相对较高的中青年成为农村流出人口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白南生和李靖的研究发现，这一阶段农村人口流动并未伴随户口迁移，这种不迁户口的非正式迁移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模式。其次，随着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年龄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趋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一方面，乡村老龄化程度加深。叶文忠和宁淼发现，2002年我国农村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3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统计显示，2002年我国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8.1%，超过联合国规定的老龄化社会7%的标准。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较大。根据段成荣和杨舸的推算，2005年我国留守儿童规模达到7326万人，且80%的留守儿童分布在农村，其总量超过5861万人。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不仅规模庞大，在成长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困境。如周宗奎和孙晓军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问题较为突出。与父母在家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表现更差，在人际关系和自信心方面也显著不如父母都在家的儿童。

第三阶段是2012-2021年，处于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时期。这一阶段延续了第二阶段的相关研究，同时围绕乡村人口空心化和乡村养老问题展开讨论。一方面，乡村人口净流出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建设滞后、农业生产率下降等问题加速暴露，推动了对乡村人口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李玉红和王皓基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行政村普查抽样数据对我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进行测度。结果发现，我国79.01%的行政村都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且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空心村占比达到57.5%。另一方面，乡村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推进了学界对乡村养老问题的研究。胡祎和魏后凯的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总收入中依然有接近70%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没能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农村老年人并没有真正进入养老状态。在应对农村养老挑战方面，贺雪峰认为互助养老或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一类研究是结合“七普”数据探讨乡村人口变动新趋势的文献。这类研究多以乡村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预测该群体规模和结构的变动趋势。胡雪萍等以“七普”数据为基础，采用队列要素法对乡村劳动力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21-2050年乡村劳动力规模将持续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可能出现严重失衡。杨涵墨基于“七普”数据，对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乡村老年人口总数低于城市和镇，但乡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和镇，且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王广州和刘旭阳也利用“七普”数据分析乡村人口迁移流动趋势，结果发现，未来乡村15-21岁低龄人口将不断流失。上述文献基于不同群体讨论了乡村人口的变动趋势，但人口高质量发展不限于单一群体，也不止于人口规模和结构。在人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乡村人口素质、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分布等方面有何变动趋势？这一问题还未得到较好的回答。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探讨人口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人口高质量发展包含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与分布合理四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动都会对人口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原新和范文清的研究发现，中国出现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表现为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高老以及农村弱老等特征，将阻碍人口高质量发展。田天亮的研究发现，日益突出的“少子化”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乡村人口变动作为中国人口发展形势的重要内容，关于其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在人口负增长阶段，探究乡村人口变动新趋势如何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乡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总结来看，现有研究多关注乡村特定群体的变化趋势，并没有全面关注乡村人口变动新特征，也没有考察乡村人口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在人口发展进入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从人口素质、总量、结构和分布等维度考察乡村人口变动的新趋势，继而分析乡村人口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期为制定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路径提供证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部分首先对数据来源进行介绍，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两个部分。其次，介绍本文进行人口预测时所采用的队列要素法，并对预测模型参数设定进行详细说明。最后对预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宏观统计数据，包括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1-202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另一类是微观调查数据，包括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2023年第一期湖北百县老龄调查（HBAS）等微观数据，用以探讨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其中，HBAS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大型社会调查。该调查数据汇总收集了23个与老龄事业相关的数据条目，并采用分层、两阶段、等规模的抽样方法，实现了对湖北省125个区县的全覆盖，最终获取有效样本12350个。我们选用该数据的原因在于，湖北省既有新一线城市也有相对落后地区，既有江汉平原也有山地丘陵地貌，并且包括55个少数民族。因此，湖北省在经济发展、地形地貌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HBAS数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乡村老龄人口变动情况。

（二） 队列要素法

本文采用队列要素法分析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之所以选用队列要素法进行分析，是由于队列要素法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其基本思想是依据人口平衡模型，利用队列移算方法不断迭代基期人口数据，对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和过程进行模拟分析，而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又恰好是我国乡村人口变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本文对我国乡村男性人口预测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在上式中，

表示t+1年的男性年龄别人口，

表示n岁男性活到n+1岁的概率，

表示n岁男性人口的净迁移率。

表示n岁女性在t年中生育并存活的男婴数。乡村女性人口预测模型与男性人口预测模型一致。本文借助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对我国乡村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具体参数设定如下。

1.起始年人口。本文使用乡村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作为基准。“七普”资料反映的是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情况，并非年末人口情况。在实际预测时，需要将乡村人口数推算至年底。但相关研究发现，2020年11月1日零时至2021年1月1日零时，乡村人口实际变动只有14万，实际的可能误差影响非常小，且采用推算的方法也会带来误差。因此，本文以“七普”原始数据作为基准，预测乡村人口变动。

2.生育参数。生育参数包括总和生育率、生育模式以及出生性别比三个方面。一是总和生育率设定。通过梳理2020-2022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乡村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降低，从2020年的1.54下降至2022年的1.26。但随着生育津贴等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出台，乡村生育率会缓慢上升。结合《世界人口展望2022》对中国人口预测的中方案，本文将乡村总和生育率中方案参数设定为：2035年为1.30，2050年为1.39。其余年份的总和生育率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得到。如果生育支持政策取得显著效果，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快速增加，预计从2035的1.31增加至2050年的1.54，逐步恢复到2020年的水平，本文将此作为总和生育率的高方案，对中方案数据下浮10%作为低方案。二是生育模式设定。参考《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的估算方法可以发现，未来中国乡村妇女的生育模式会趋向稳定。有鉴于此，本文将“七普”数据中乡村人口年龄别生育率作为本文的生育模式。三是出生性别比设定。从现有数据来看，乡村人口出生性别比不断降低，2010年和2020年的乡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9.85、111.53。随着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乡村地区逐渐形成共识，加上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乡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回到正常水平。据此，本文设定2035年和2050年乡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7、106。

3.死亡水平及其模式。死亡水平通常采用平均预期寿命进行衡量。结合《“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设定的2025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8.3岁的目标，本文认为我国乡村人口预期寿命将呈高速增长。预计到2050年，我国乡村男性和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77.6岁和81.2岁。对于死亡模式，国内学者常采用寇尔—德曼（Coale-Demeny）模型生命表中的“西区模式”，该模式与中国实际死亡模式较吻合。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一做法。

4.迁移水平及模式。就净迁移水平而言，我们根据选取历史数据的时间长度不同，分别计算得到1978-2022年、1982-2022年以及1990-2022年的“S”形曲线模型结果：

根据（2）（3）（4）式的结果，我们按照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分别设定1978-2022年、1982-2022年以及1990-2022年为城镇化率变动的高、中、低方案，结果见表1。在中、高方案中，中国城镇化率在2035年分别达到71.85%和73.60%，在2050年时分别达到73.69%和76.43%。这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中国城镇化率在2035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70%和75%的预期结果相一致。同时，本文预测的结果中，2023年高、中方案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6.48%和66.11%，这与2023年中国66.16%的实际城镇化率误差较小。以上分析均证明，本文对城镇化率的预测结果相对准确，能够以此作为依据对乡村人口规模和结构进行预测。就迁移模式来说，1990-2020年我国乡村人口迁移模式总体稳定，本文参考孟向京和姜凯迪的研究，设定本文乡村人口迁移模式。

表1 2021-2050年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净迁出率（%）

注：此处未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农村人口净迁出率由城镇化率直接反推得到。

5.预测结果的稳健性分析。我们以2023年乡村人口总规模的官方数据为例，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低、中、高方案的模拟值与2023年乡村人口总规模的官方数据误差范围均在5%以下，这表明本研究对中国乡村人口预测结果的准确性较高。由于中方案的模拟误差更小，我们在后文分析中主要采用中方案的预测结果。

三、乡村人口变动的新特征新趋势

本部分基于乡村人口的预测结果，从人口素质、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等方面着眼，考察乡村人口变动在以上四个维度会呈现出哪些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 乡村学龄人口总规模持续下降，学龄人口结构趋向金字塔结构

2020-2050年中国乡村3-22岁学龄人口规模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2020年乡村3-22岁学龄人口规模为1.1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接近22.4%。2035年该数字预计会缩减到4362万，2050年下降至1751万，比2020年减少965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也从2020年的22.4%下降至2050年的7.81%左右。2013年人口政策调整之后，有学者认为我国可能迎来新一轮“婴儿潮”，且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据此预测发现，从2020-2029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将大幅攀升。但从人口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乡村出生人口并未持续增加，学龄人口数量下降趋势反而更明显，这可以从本文的预测结果得到印证。

从学龄人口结构来看。2020-2035年学龄人口结构逐步从“两头小、中间大”转变为“上宽下窄”的倒金字塔结构。2035年后，随着乡村人口净流出情况得到缓解，学龄人口结构逐渐过渡到“上窄下宽”的金字塔结构。具体来看，3-5周岁学前教育阶段人口和6-11周岁小学阶段人口都会持续减少，2040年后均趋于稳定状态。中学阶段学龄人口变动趋势一致，初中阶段学龄人口（12-14周岁）和高中阶段学龄人口（15-17周岁）分别于2022年和202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高等教育阶段学龄人口（18-22周岁）规模波动较大，呈现为“倒S型”曲线，分别于2023年和2029年左右达到波谷和波峰。

图1 2020-2050年3-22岁学龄人口规模变动趋势（万人）

注：本图数据由作者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得来。

（二） 女性人力资本大幅增加，乡村女性地位不断提高

女性是乡村社会进步的推动者，高学历女性更是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乡村女性人力资本持续提升。2010-2020年，乡村高中及以上学历女性人数从2330万增加至2772万，数量显著增长。从相对占比来看，在乡村女性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女性占比在2010年为7.78%，2015年为11.82%，2020年则达到16.85%，比2010年的7.78%增加近10个百分点（如图2）。

教育一直是乡村女性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随着乡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增加，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近年来，乡村女性社会地位提升途径得到拓展，其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大幅提高，逐渐成为乡村女性地位提升的主要原因。乡村女性地位提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乡村女性实现经济相对独立。女性人力资本增加使其劳动参与率上升，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下乡催生了大量灵活性岗位，为农村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机会。女性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同时也弱化了对男性的依附性，农村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乡村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在农村家庭生活中，妇女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对外联系时都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提高后，农村女性在家庭事务决策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图2 2010-2020年高中及以上学历乡村女性占乡村女性总规模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三） 乡村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

2020-2050年中国乡村出生人口规模变动趋势如图3所示。预测结果显示，出生人口规模持续减少将成为乡村人口变动的明显特征。从2020年至21世纪中叶，我国乡村出生人口规模持续减少，2025年、2035年、2050年我国乡村出生人口数量预计分别为216万、141万和128万。尽管乡村出生人口数量在2030年出现小幅回升，但到2042年达到160万的峰值后又呈下降态势。乡村出生人口数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受到养育成本高企的约束，乡村人口生育意愿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推动乡村育龄人口向城镇迁移。

出生人口规模减小的同时，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归正常。过去，由于乡村广泛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农村居民普遍具有男孩偏好，导致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但随着农村地区男孩偏好减弱，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会不断下降。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0，预计到203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至107，恢复到103-107的正常范围。

图3 2020-2050年乡村出生人口变动趋势（万人）

注：本图数据由作者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得来。

（四） 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张，乡村高龄化趋势凸显

2020-2050年中国乡村老年人口规模和高龄化变动趋势如图4所示。与学龄人口总量变动相反，乡村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加。2020年我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21亿，预计到2035年老年人口规模达到1.59亿。2035年后，20世纪中后期“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步入高龄阶段，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也将增加，由此导致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有所下降。2050年老年人口规模为1.4亿，相较于2035年下降1960万。从老年人口占比来看，预计在2025年乡村正式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此后，乡村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到21世纪中叶，乡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62%。

随着乡村医疗条件和养老保障的改善，乡村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加，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张，我国乡村老年人口将呈现高龄化趋势。图4显示，2020年乡村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规模为1667万人，预计到2025年乡村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时增至1700万人，2035年达到2715万人，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突破4111万。从相对占比看，乡村高龄化程度将不断攀升。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80岁及以上老人占全体老人比重在2020年为13.74%，预计到2035年增加至17.06%，此后持续上升，到2050年达到29.46%，高于《世界人口发展展望（2022）》预测的全国平均值（26.56%）。

图4 2020-2050年乡村老年人口规模和高龄化变动趋势

注：本图数据由作者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得来。

（五） 乡村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单人户比例明显增加

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是乡村人口变动的重要特征。不难想象，乡村家庭户规模缩减主要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净流出的影响，乡村常见的大家庭正逐渐消失。图5显示，2010年乡村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34人，到2014年下降至3.15人。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加上人口净流出情况有所缓解，乡村平均家庭户规模略有增加。但在短暂波动之后，乡村家庭户规模仍然呈缩减趋势。2016-2020年乡村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从3.33人缩减至2.70人。除人口政策和人口净流出影响外，乡村低结婚率与高离婚率并存，可能也是近年乡村家庭户规模缩减的重要原因。

随着平均家庭户规模的缩减，乡村单人户占比也在上升。2010年乡村单人户占乡村总家庭户比重为12.44%，二人户、三人户和四人户仍然是乡村家庭户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比分别为22.07%、22.34%和21.03%。2020年乡村单人户占比增加至23.96%，比2010年增加接近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人户和四人户占比有所下降，四人户家庭占比下降超过7.6个百分点。

图5 2010-2022年乡村平均家庭户规模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与2012-202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六） 乡村人口不断向县城集聚，农村居民县城购房比例增加

县城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吸引大量乡村人口集聚。从数据来看，县域平均人口明显减少，但县城平均人口小幅增加。根据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数据，县域平均人口从37.88万人减少到34.90万人。《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则显示，2010年县城平均人口为8.5万，2022年达到10.5万，相较于2010年增加2.06万人。县域城镇化水平也在稳步上升，2010年县域城镇化水平为35.45%，到2020年县域城镇化水平接近50%，增长近15个百分点，预测到2035年县域城镇化率达到64.38%。由于城镇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并不能使县城人口持续增加。因此，乡村人口不断向县城集聚应是县城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在县城购房，成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农村居民在县城购房主要由三种因素驱动。一是婚姻竞争。预测结果显示（见图6），从2028年开始，15-49岁婚龄人口的性别差异数量将逐渐减少，但到2050年男性数量仍然比女性多598万。婚龄人口数量失衡将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大幅上升，抬高农村婚嫁彩礼标准。县城住房作为农村婚姻必不可少的彩礼之一，便促使大量乡村人口在县城贷款购房。二是教育竞争。农村教育资源大量流失与家庭教育期望升高并存，进城读书成为农村家庭实现教育期望的重要途径，但在县城接受义务教育要求适龄儿童家庭必须在城区有房产，迫使农村居民不得不在县城购房。三是市民化需求。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县城医疗条件、交通设施以及生活服务等都优于农村，为了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在县城购置房产成为关键手段。

图6 2020-2050年15-49岁乡村人口性别数量差异（万人）

注：本图数据由作者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得来。

四、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人口变动是受社会、经济、人口自身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状况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客观过程。过去几十年，受城市化、工业化、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变化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特征，结合上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特征在乡村地区尤其突出。人口高质量发展即是结合新的人口形势而提出的新框架，涵盖人口素质、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指人口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其中，素质优良是指人口身体素质更好、教育素质更广博和深厚、思想文化素质更高以及人口综合竞争力更强。总量充裕是指以适度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保证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维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结构优化是指通过调整人口各要素，使人口结构不断满足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分布合理是指符合国土空间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要求的人口城乡分布和区域分布。基于此，本部分结合前文的预测结果，从人口素质、规模、结构和分布等角度，考察乡村人口变动会给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困境。

（一） 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规模缩减，农村儿童教育中断风险增加

上文预测结果显示，2020-2050年中国乡村3-22岁学龄人口减少9655万。其中，6-14岁义务教育学龄段人口规模将从2020年的6369万下降至2050年的1073万，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规模缩减5296万。乡村学龄人口的大幅减少将对农村儿童教育积累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生源减少将导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规模收缩，不利于保障农村儿童教育质量。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已经成为农村地区常态化办学形式，随着乡村学龄人口规模的持续减小，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数量和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但乡村小规模学校存在师资短缺、区位偏远以及办学资源匮乏等诸多现实困境，将不利于促进农村儿童人力资本提升。另一方面，乡村学龄人口减少导致义务教育学校撤点并校，不利于保障农村儿童教育的连续性。撤点并校后，农村儿童需要到更远的学校就读，甚至需要在校住宿。这无疑增加了农村儿童的交通成本和食宿成本，加重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经济负担加重将使农村儿童尤其是贫困家庭儿童辍学风险加剧，农村儿童更有可能选择外出务工。未来，随着农村学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农村教育资源还会大幅收缩，农村儿童教育中断概率将会上升。

（二） 婚姻不稳定程度加剧，传统婚姻文化消解

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离婚顾忌，离婚被视为有悖正统理念，因此离婚事件少有发生。乡村地区更是长期保持永久婚姻文化，婚姻稳定性较强。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离婚现象开始增加，且短期内难以得到控制。图7显示，乡村一般离婚率从2015年的13.62‰上升到2022年的20.10‰，平均每年约增加1‰。从婚姻维持时间看，农村“闪离”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结婚不到1年就离婚现象开始增加，甚至出现结婚不到1个月就离婚的事件，农村婚姻保质期正在缩短。

从根本上讲，农村婚姻不稳定程度加剧的原因，是披着个人主义与现代性外衣的离婚文化开始侵袭农村地区。离婚文化不仅对乡村永久婚姻文化造成破坏，也削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孝道文化。农村离婚文化的兴起主要来源于两种机制。一是离婚文化具有浸染性。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并在城市长期生活，由于农村离婚率低于城市离婚率，因此会受到城市离婚文化的影响，农村人口的离婚率不断增加。二是离婚文化具有继承性。乡村人口在城市继承了离婚文化，返乡后会推动农村离婚率上升，“闪婚闪离”现象也开始在农村出现。此外，为了维持婚姻需要花费较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正在成为影响农村婚姻稳定性的潜在因素。

图7 2015-2022年乡村一般离婚率（‰）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与2016-202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三） 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男性光棍数量激增

2020-2050年，我国乡村地区婚龄人口性别比将进一步失衡。预测结果显示，乡村婚龄人口性别比将从2020年的115.8增加至2042年的130，此后呈下降趋势，在2050年达到126.5，这一数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关研究预测结果显示，中国婚龄人口性别比将在2036年达到峰值116.13，此后开始下降。与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类似，乡村婚龄人口性别比也将经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但从数值上看，乡村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大。因此，由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男性光棍问题，也将在乡村地区更突出。

乡村男性光棍数量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结婚难”问题向农村中层社会蔓延。长期以来，农村结婚成本升高主要影响底层家庭，结婚成本越高，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沦为光棍的概率也越大。但近年来，随着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一步加剧，“结婚难”问题开始沿着社会阶梯向上蔓延，农村社会中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沦为“光棍”的概率也显著增加。此外，部分农村男性迫于“结婚难”压力而选择外出务工，但是农村男性在城市婚姻市场更缺乏竞争力，其仍有较大概率沦为光棍。另一方面，“不婚潮”开始在乡村兴起。随着乡村受教育程度提升，农村年轻人在选择是否结婚时，不仅考虑结婚的彩礼成本，更注重婚后的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问题。这一系列压力都导致年轻人出现恐婚心理，“不婚潮”便逐渐在乡村兴起。

（四） 老年人口高龄化、独居化和分散化，养老保障准备不充分

乡村老龄化问题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高龄老人失能风险高。预测结果显示，2020-2050年乡村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增加2445万，而失能失智风险也在80岁后显著攀升，这意味着乡村地区可能存在大量潜在高龄失能老人。二是乡村独居老人健康状况较差。“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乡村6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中，不健康独居老人占比达到21.15%，远高于镇的17.05%和城市的12.50%。三是老人居住分散化。居住分散加大了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难度，山区乡村中老年人分散居住特点更明显，养老服务集中供给面临挑战。

乡村养老问题正在不断累积，但农村养老保障准备并不充分。在老人个人养老准备方面，乡村独居老人主要生活来源单一、稳定性较低。表2显示，乡村独居老人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次是劳动收入，占比分别为45.22%和22.50%。而城市和镇的独居老人生活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养老金，占比高达72.04%。在政府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养老服务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并存。2023年第一期湖北百县老龄调查（HBAS）数据显示，乡村地区上门探访率较低，大部分乡村地区上门探访率都低于30%，难以保障农村老人养老需求。在养老服务集中供给方面，乡村老年食堂设置率也较低，调研地区的老年食堂设置率都在15%以下，且集中供给无法满足居住较远和高龄失能老人的养老需求。

表2 2020年乡村独居老人主要生活来源（%）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五） 农民工返乡就业人数增加，乡村初步显现“逆刘易斯过程”

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统计数据显示，省内流动农民工人数从2012年的8689万人增至2022年的1.01亿人。即使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长期来看农民工返乡就业规模也在增加。从微观层面看，返乡就业人群以老年农民工为主。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显示，返乡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014年的39.88岁增加到2018年的43.3岁，老年农民工回流乡村趋势愈发明显。此外，返乡农民工健康状况也在变差。2014-2018年返乡劳动力中不健康人口占比从13.23%上升至17.62%。广义上看，农民工回流乡村是一种“逆刘易斯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返乡人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返乡人员就业集中在低生产率岗位。基层调研也显示，大部分返乡劳动力学历和技能普遍偏低，返乡就业主要集中在体力劳动、技术含量较低的领域，工作量大且工作条件差，并不利于乡村人口素质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五、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路径

立足乡村人口变动的新特征新趋势，针对乡村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未来推动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要着眼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持续优化城乡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农村儿童人力资本水平。改革开放后，为提升乡村人力资本水平，我国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到20世纪末，我国乡村基本形成“一村一校”的格局。但随着农村儿童数量锐减，农村学校开始大规模撤并，教育资源供给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城镇。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目前农村还存在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据估计，202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仍有4177万人。此外，部分农村未成年人因义务教育资源缩减而选择外出务工的情况也客观存在。因此，大规模地撤并乡村学校并不利于乡村人力资本积累。应结合城镇与乡村学龄人口发展趋势，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具体而言，在城镇一侧，要不断降低随迁儿童义务教育准入门槛，提高农民工子女学校教育质量。在乡村学校建设方面，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加大对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投资，同时加强乡村寄宿制学校建设，逐步完善寄宿制学校功能。

第二，不断改善农村婚恋市场结构，缓解农村男性光棍困境。在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农村男性光棍数量将大幅上升。农村男性光棍数量增加不仅不利于乡村社会治理，更会导致乡村生育率持续下降。因此，亟须缓解农村男性光棍困境，提振乡村生育水平，维持乡村人口总量稳定。目前，针对农村男性光棍问题，政府重点从个体层面入手，大力整治天价彩礼现象，试图减轻农村男性结婚压力。但从上文分析来看，农村结婚难问题开始蔓延至农村社会中层家庭，即便能够满足农村彩礼要求，部分条件不错的男性仍然无法获得婚姻。说明农村结婚难原因不仅仅是农村男性人力资本较差、经济条件有限等个体因素，还需着眼于结构改善。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引导青年在城乡间有序流动，改善农村婚姻市场供需现状。另一方面要搭建农村婚恋信息平台，增加农村男性婚配机会。此外，较高的人力资本仍然是农村男性婚姻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通过教育培训、职业训练等，不断提高农村男性人力资本。

第三，推动发挥市场作用和社会力量，助力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提升。与城镇对比来看，乡村不仅老龄化程度更深，老年人居住、健康等情况也更复杂。以居住情况为例，乡村老年人居住普遍呈现独居化和分散化的特点，这极大增加了乡村养老服务供给的难度。目前，乡村养老服务供给仍然以政府为主导，但从实际落实情况看，政府主导的养老制度保障并不能有效满足农村养老需求，如在上门探访和老年食堂设置方面都还存在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社会力量，多元共治，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一方面，市场化是优化养老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要积极推动乡村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不断完善公建民营模式，即政府负责养老服务机构兴建，而将运营权交给民间企业或社会组织。积极探索民营公助模式，即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和运营养老服务设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提供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是优化乡村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要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的作用，加快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同时推动“时间银行”在农村落地。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推动农村养老服务的市场化、多元化发展，更好地满足乡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第四，积极修复乡村婚姻和家庭文化，保障农村家庭婚姻稳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因此，巩固家庭建设和婚姻稳定，对于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但正如上文分析，受到离婚文化的冲击，乡村离婚率逐年攀升，农村家庭正在经历瓦解。据此，应大力倡导新型婚姻家庭文化，保障乡村家庭的婚姻稳定。但现有关于新型婚姻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宣传，重点聚焦于城市常住人口，以乡村人口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尚未引起重视。虽然以社区为基础，对常住人口开展新型婚姻文化宣传取得一定成效，但当人口频繁流动时，这种宣传效果将大大减弱。因此，现有宣传措施还需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区宣传范围，倡导其从重视婚姻、尊重婚姻、弘扬美德等方面积极践行新型婚姻文化。二是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村家庭提供新婚教育、纠纷调处、家庭教育等服务。更重要的是，着力解决乡村人口就业和住房问题，只有在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婚姻稳定和家庭和谐。

第五，进一步完善城乡就业创业政策，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中国城市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当他们年老时却未能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保障，导致大量农民工面临返乡抉择。从根本上看，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在于城市不能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农民工的不稳定就业形式，也为资本创造了“掐尖式用工”的机会。因此，解决农民工返乡问题，关键在于城市。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保障农民工在城市享受同等市民待遇。另一方面，增强对农民工的数字技能培训，以适应城市新就业形态。当然，对于返乡创业的群体要给予支持，尽快落实返乡创业政策。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创业贷款补贴优惠向返乡农民工倾斜；二是应不断优化乡村创业环境，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人口发展显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且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就是厘清乡村人口的变动趋势。为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亟需修复婚姻与家庭文化，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并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乡村人口结构变动一方面体现着我国人口转变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现代化进程推动的结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已然成为应对未来挑战的必然选择，它不仅关乎乡村振兴与经济转型，更是推动国家人口整体素质提升、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深入理解乡村人口结构变动，还需要跳出单一的人口学视域，综合考量人口结构变动和乡村公共资源配置、文化习俗变迁、社会治理模式变化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人口高质量发展视域内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人口分布、人口质量之间互动的深层逻辑。

作者：石智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教授；冯一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