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旦萍 李桂阳：正确思想、科学方法与有效实践——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

方法论是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运用一系列方式方法、途径而形成的学说体系，指引着主体“怎样想”“怎样做”和“做得怎样”，包括思想方法、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是人类进行历史活动和达至真理彼岸的思维阶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智慧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也就是说，这条正确道路的历史性实践和民族理论创生，凝结着科学的方法论智慧。然而，目前学界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探讨，主要聚焦于生成逻辑、理论内涵、鲜明特质和基本经验等维度，尚未对其方法论进行系统阐发，使其处于“隐而不显”的遮蔽状态。这就使得我们难以精准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核心要旨、运行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利于正确道路民族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和实践创新的深入推进。因此，探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方法论，不仅有助于开拓正确道路的科学方法论，揭橥正确道路运行所具有启示性的思想视域，也有利于从深层上解释正确道路何以具备科学性、真理性、高效性、实践性和人民性，进而凝聚各族人民的伟力以推进正确道路的前行发展。

一、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方法遵循

思想方法是主体在世界观指引下认识和分析客体的根本路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具有统领地位。中国共产党把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哲学方法论基石。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而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创新。实事求是就是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从事物的客观实际出发去认识世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思想方法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达到民族思想解放与民族客观实际的契合。

中国共产党立足客观实际坚持解放思想，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面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等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民族问题的现实锚点，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破除思想藩篱和桎梏，以思想的解放持续深化改革，引领民族地区发展。邓小平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中国共产党在遵循民族地区群众自愿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改革，破除了与民族地区发展不相适应的封建思想、落后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了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相适应的理论政策与制度体系。

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放弃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理论、苏联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权理论，厚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创造性提出了国家统一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政策和制度模式，突破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制度，避免了民族分裂，为我国多民族国家治理奠定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基于各族人民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纠正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认识，从民族的根本问题和主要问题出发，对民族地区部署了一系列发展系统工程，将民族地区发展纳入国家现代化整体布局，突破了单纯依靠政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时实施了“多层级”的综合治理体系，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话语，突出共同性根基，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推动了正确道路从注重“多元差异”向“一体聚合”的转型，实现了从照顾差异性到培育、增进共同性的范式转换。这些理论政策和实践智慧消除了民族地区群众的落后思想观念，使他们快速步入了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可见，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民族的具体实际和解放思想，防止机械化和简单化倾向，不照搬照抄别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模式，激发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活力和前进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秉持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坚持实事求是，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进而言之，马克思的世界观是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破除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立足我国民族的具体实际和民族工作实践，探究解决民族问题的客观规律。

民族性是民族对民族生活条件的映射，是具体、历史的。“各民族所处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相互交往等因素，是形成民族特点、塑造民族性的主要原因”。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周边族群的人口、文化和发展具有显著差异，与华夏族群的依赖关系和交往程度也有明显不同，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周边族群也就根据族群的不同实际采取了多种政策。中国共产党具有大历史观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习近平明确强调：“多民族、多文化恰恰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针对我国民族事务复杂和族群繁多的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民族识别的实践调查，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民族实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如进行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针对性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建设公路、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我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人口近一亿，陆地边疆绝大部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自治地方地广物博，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总面积64%的这一特点，从中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既有发展的优势，又有贫困面大这块短板”。因此，中国共产党将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启动并深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等行动规划，竭力缩小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差距。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将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消除了绝对贫困，迈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步伐。中国共产党既坚持解放思想又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选择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并推动这条正确道路不断走向成熟，实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坚持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并且以普遍性为鹄的；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是具体的“内在于特殊性的普遍性”。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民族生活实践，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内化为坚持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重要思想方法。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管总的、管根本的，是处理好民族的其他关系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是有主次之分的，“‘同’具有主导性，是方向、是前提、是根本；‘异’具有从属性，是基础、是要素、是动力，其存在必须以不削弱、不危害共同性为前提。”因此，习近平强调：“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增进各族人民的共同性为主导方向，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行进铸就强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性是指事物之间的一般性、同一性和共识性。共同性主导着事物的发展方向，超越差异性而走向共同性，是事物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多民族在生活中虽有碰撞冲突，但大多是以“合”的逻辑共同塑造了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和以追求统一为主流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民族的交融互动形成了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和情感相亲的共同性要素。中国共产党正是立足于多民族走向团结统一的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的共同性。在制度建构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中实行单一的国家结构形式，在政治上确立各族人民为现代公民身份，以国家统一为根本前提进行民族事务治理，确保多民族国家的完整性、一体性和稳定性。在发展策略上，针对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普遍性要求，实行差异化帮扶政策，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增强各族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目标愿景的共同性。在文化引领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充分挖掘各族人民共拓疆域、共书历史、共创文化、共育民族精神的典范素材，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宣传教育和文化叙事，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育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向心力。与此同时，以中华文化引领各民族文化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让各族人民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中形成共有精神家园，从而达到人心归聚和团结奋进，增强了各族人民对共有的精神基因和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交流交往交融上，在各族人民大融居、大流动的全新格局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搭建民族交流互动平台，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建立嵌入式的社会结构，促进各族人民广泛深入交往，以此减少各族人民的隔阂，增强各族人民生活的共建共治共享，从而实现“美美与共”的文明交互图景和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双向拉近的民族共同体生活场景。通过以上的政策和实践，形成了“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和认识的共识性，系牢了各族人民的利益纽带、命运纽带、记忆纽带和价值纽带，深化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生关系、共有记忆和共享价值，各族人民不断向中华民族大家庭聚拢，不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最大公约数”。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尊重和包容各族人民的差异性，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行进提供了丰富的动力要素。差异性是指事物自身显现的独特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从民族起源看，中国自古就有着“五方之民”的多民族集团，梁启超明确指出：“东夷自昔有九夷之名，种类盖甚复杂，在春秋前后最著者曰莱夷、曰淮夷、曰徐戎。”基于对中国历史国情的把握和当代国家民族的建构，毛泽东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多民族在当代表现为56个民族。正是族群和自然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国共产党以差异性服务于增进共同性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各族人民的差异性。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出发，中国共产党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将中华文明“因俗而治”的民族治理智慧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将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针对民族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发展阶段上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实行区域差别化政策和对口扶持的发展政策照顾，同时利用好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支持他们借助比较优势进行自我发展和转型升级，推动民族地区走向高质量发展。

此外，中国共产党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习近平指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中华文化兼具“一体”和“多元”之特质，是由多元的各民族文化构成的，具有活力创造、凝聚整合、精神依托等的功能和意义。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契合程度关系着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和意义的效用。中国共产党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注重对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传承和保护，加强各民族文化的对话沟通，营造互鉴融通、共处共融的良好氛围，实现各民族文化功能和意义的最大化，让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实现“各美其美”和活力绽放。

（三）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

守正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思想方法。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任何事物都是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这些基本原理为我们坚持守正与创新提供了哲学根基。守正提供正确方向，而创新提供动力和途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必须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构成了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方法基础。

守正确保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方向性和稳定性。从中国的族群史看，尽管因历代历朝的更迭而致使民族群体产生不同治理策略和交往行为，但不管哪个民族群体进入中原王朝，他们始终固守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积极学习和坚守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继承人。中国共产党传承了古老族群的守正智慧，并结合时代特质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中，拓展了守正的多维意涵。在理论根基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坚持“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对中华文化的恪守一以贯之。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以坚持“两个结合”解决民族问题，彰显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特色、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显著优势。在政治原则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历史印证了实现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哲理，在百余年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力、政治保障力、群众组织力和民族凝聚力。此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确保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共同进步发展。在制度根源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坚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习近平将民族区域自治视为党的民族政策源头，指出：“我们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新办法，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这种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凝聚了历史智慧，有效实现了国家一体认同和保障了民族平等自治的双轨驱动。总而言之，理论根基的传承、政治原则的坚守和制度优势的延续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前进提供了连续性支撑。

创新赋予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势能。民族问题是置于社会之中的，鉴于社会的进步发展，民族问题的解决也面临着新难题、新挑战和新矛盾，必须进行创新创造和与时俱进，“探索新办法、形成新认识、总结新经验，始终保持理论创新的旺盛生命力。要坚持实事求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各族群众的新期待，不断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为解决华夏族群与周边族群的关系问题，历代的统治者大多采取变革创新的民族政策。先秦时期的统治者创造了“多重型天下”的思想和体系，为周边族群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秦时期的统治者构建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借助商鞅变法推行统一度量衡、车同轨、行同伦和书同文的创新政策；明朝的统治者实施“土司制度”，允许周边族群维持自身的社会管理策略。这些思想和政策的创新创造促进了中华王朝与周边族群关系的和谐，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保持活力和延绵不绝的重要根源。中国共产党转化古代治理民族的革新方法，融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恪守创新的思想方法解决民族问题。在理论革新上，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问题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工作实践进行理论政策创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经历了从形成、发展、深化到拓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解决民族问题的变革性实践和民族团结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越走越宽，创造性提出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新理念新思想。这为新时代解决民族新问题，团结中华各民族儿女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引。在发展模式上，随着数字化浪潮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社会发展逐渐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中国共产党贯彻革新的思想方法，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新发展理念和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念，力倡民族地区群众摒弃落后的发展方式，推进民族地区的全方位改革创新，建构适合新时代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赋予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牢牢把握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二、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方法主轴

思维方法是主体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观念地把握客体的过程，它“既是思想的‘程式’和‘方法’，又是思想的‘框架’和‘逻辑’”。科学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过程中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方式

战略思维是高瞻远瞩、统揽大局，从全局、长远角度去科学研判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习近平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战略思维方式把握民族工作的高度和深度，分析和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时，提出了“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民族发展状况，以“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战略思维锚定民族工作的宏伟目标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将解决民族问题和推进民族工作纳入国家发展的全局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从百年历史主题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有效解决了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依托而形成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问题和以中华民族为边界的内部各民族单元的族际政治安排及相关议题。新时代，党将推动民族事业发展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布局中来进行全局谋划。习近平指出，民族地区“集这么多的‘区’于一身，足以说明民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可见，民族问题是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解决好民族问题、推进民族事业发展，事关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国家繁荣昌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民族事业发展在各个时期的具体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多次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做好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进行政策方针的清晰部署和详尽规划。尤其是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结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党的民族工作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囊括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旗帜方向、重要任务、工作主线和实现方式等重大战略问题。这些理论政策的战略部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彰显了民族工作的总体性视野和全局性谋划的战略思维。

（二）鉴往知来的历史思维方式

历史思维是善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和把握前进方向的思维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具体表现和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历史思维看待民族的历史暂时性，由此得出了民族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消失的科学结论。因此，树立科学的历史思维方式，对增强历史主动和指导现实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不忘历史方能创造未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以启示当下和未来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仅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还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中，因而必须吸纳优秀传统文化以服务正确道路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注重处理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摒弃历史遗留的糟粕，转化“大一统”“家国同构”“和合”等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挖掘和保护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解决民族问题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共创疆域、历史、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正确的历史观是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赴民族复兴的历史支撑和事实根据。

中国共产党正确看待民族问题的社会历史性，从中汲取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民族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民族问题与民族的存在相伴相生，民族的持久性存在规定了民族问题的历史长期性。因此，中国共产党把民族问题的解决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遵循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客观规律，坚持历史的连续性，不割裂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力扶持和帮助，但也曾因忽略了各民族发展的历史性而采取了操之过急的方式，导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遭受挫折。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协同进步。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深邃的历史视野出发，强调要以历史和国情为逻辑起点，制定科学的民族理论政策，不能主观臆断和简单片面处理。中国共产党正是秉持科学的历史思维方式，看到民族问题产生的历史性，既从各民族的历史传统中萃取精华，又从各民族历史活动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历史和现实的交互中增强了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向前进步。

（三）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

辩证思维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发现、分析和解决事物矛盾，把握事物本质、遵循事物规律和推动工作的思维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矛盾观的创造性转化。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发展。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分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规律，正确把握了多元与一体、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

在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出发，洞见中华各民族通过接触和融合而“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的格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对立统一。注重多元而忽略一体，会导致多民族国家成为一盘散沙；注重一体而忽略多元，会导致多民族国家失去活力，这两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都不能正确理解中华民族这个实体。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凝心聚力赋能民族复兴伟业，坚决反对地方民族狭隘主义，同时也要在认同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基础上尊重和包容各民族的特点，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数千年的历史中，汉族不仅吸收了他族文化成分和人口，也被他族的文化成分和人口所“浸润”和同化，二者彼此成就，具有共同的文化印记和血缘根脉。因此要“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概言之，在解决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是多元一体格局的统摄性，而不是偏执一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强调二者对各民族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同等重要。在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中，党高度重视物质与精神的这“两把钥匙”和二者的协同发展，认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在实践中，通过促进民族地区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进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改善上层建筑，注重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夯实精神之魂和文化之根，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族人民人心归依、精神相依，形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团结的精神纽带。

（四）协调联动的系统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和条件性的特点。系统思维方式则是马克思主义联系观的方法要求，它秉持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性，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方面和结构功能进行系统思考。用系统全面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这构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思维运思。

一方面，坚持系统整体性的原则，统筹推进民族工作。事物各部分要素与系统之间的衔接耦合和协同联动关系着整体效果。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中将民族问题看作是一个有机系统进行关联和统筹，既看到了民族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等多个要素、系统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视其为一个整体，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又看到了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系，将民族问题放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中来看待。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二个必须”的重要论断，给予了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整体性观照。另一方面，坚持系统的层次性，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事物的系统、要素之间是有结构性和层次性的，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的规定性，“层次性强调的是系统要素在差异上的协同，也强调系统要素在协同中的差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需要不同系统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也需要系统要素之间保持稳定有序。这条正确道路涉及诸多内容和要素，既有道路的理论渊源，也有道路的丰富意涵，包含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内容，而且对每个具体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部署和调整。比如，针对经济建设的子系统，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战略部署和政策照顾，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实现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的发展协同；针对政治建设的子系统，认为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在政治上充分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另外，坚持系统的开放性原则，拓宽解决民族问题的场域。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姿态高度重视科技、互联网对推动民族工作的重大作用，既利用科技、互联网融合经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飞跃，又借助科技、互联网打好意识形态攻坚战，铸牢各族人民的团结意识，提防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侵蚀，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全方位考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各部分内容和要素，做到了正确道路建设的整体协调性和强劲的活力秩序。

（五）见微知著的底线思维方式

底线思维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式。增强底线思维方式是不踩“红线”、不越“雷池”的前提，是防患未然、把握发展主动权的保障，是抵御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抓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上蕴含着科学的底线思维方式。

晚清以降，西方帝国主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频频侵犯我国的主权和权益，割地赔款，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和中华民族陷入了被分化、肢解的危机境地，留下了有待解决的民族和宗教等问题。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仍利用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各种手段企图对我国制造分裂与民族矛盾冲突，使民族问题“政治化”。这些殖民和霸权的行径严重触犯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底线。个别民族地区的群众因被错误观念等因素误导产生了一定的民族狭隘主义和离心力。因此，面对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遗留和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坚持底线思维方式进行民族重大风险隐患的解决。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各族人民筑牢政治底线和思想防线，拥护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民族风险理念，增强忧患和前瞻意识，推进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建设，运用互联网等渠道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宣传教育，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以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理念，壮大中华民族儿女爱国统一战线，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内亚史观”和“征服王朝论”的错误论调，反对一切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分裂势力；强化国际反恐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守护边疆地区群众生活的安居乐业和长治久安。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底线思维方式，划清界限，积极研判形势和做好前瞻性工作，守住了不必要的民族问题产生和扩大化的底线，防范和化解了系列民族领域的重大风险，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目标。

三、践行有效的工作方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方法具象

工作方法是主体为达到目标使命而在认识和实践中采取的方式方法，是对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具象化运用。中国共产党重视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探索了一系列的工作方法，并在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检验和丰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一）把握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的辩证关系

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矛盾不平衡性原理的生动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同事物的矛盾、每个矛盾的各个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地位和性质上的特殊性，规定了看待事物要坚持“全面”和“重点”相结合。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做法，也是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更是一种领导艺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党解决西藏问题的布局和设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计，到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两个大局”构想、“两个共同”目标、西部大开发战略，到实施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再到新时代推动各民族为现代化强国奋斗、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和“一带一路”等宏伟战略，都是从全局着眼，以宏阔的历史智慧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各方面综合考虑而作出的科学民族政策。统筹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团结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各族人民切身利益同国家统一最高利益的关系。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在重点工作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民族实际重点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重点针对西藏、新疆、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的民族地区实施困难帮扶工作。例如：既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又集中发展好民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既集中加强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各民族间“合”的主流趋势，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点加强民族事务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及时化解民族内部的矛盾问题，从而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各族人民创造更广阔的交往空间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二）注重目标引领与问题破解的贯通融合

目标引领与问题破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在民族领域，马克思主义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上，有着鲜明的目标指向，并且对民族的平等、发展等问题破解提供了路径指引。中国共产党既以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发展为目标导向，又以解决民族发展的现实重大问题为突破口，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以增进各族人民的生活福祉和全面发展为目标引领，明确党的民族工作的战略方向。中国共产党从宏观上做好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顶层设计，设定做好民族工作的总体思路，明确解决民族问题的“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进展表”，并具体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维度可操作的目标，使各族人民充分参与政治事务、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享受和谐友爱的社会环境等，以促进各族人民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问题导向为抓手，破解民族领域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问题是矛盾在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以精准的眼光把握我国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以此带动其他次要民族问题的解决。比如，针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重大问题，党中央进行重点倾斜和政策扶持工作，通过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2020年全国贫困县全部摘帽，以发展实效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感；面对民族文化传承中差异的关键问题，党通过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炼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讲好中华民族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以实现民族团结。总之，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构建起了“目标引领—问题靶向—政策创新”的闭环系统，抓住民族问题的“牛鼻子”，以化解阻碍解决民族问题的“拦路虎”，形成了目标与问题的动态调适和良性互动。

（三）坚持做好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和干部培育

马克思主义将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同时将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鲜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华文化哲学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观，讲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方法。中国共产党将这些方法内化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群众路线法，高度重视作为群众和干部的现实的人的伟大力量。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百年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相信、尊重和依靠各族广大干部群众的主体性力量，“干部和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至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民族工作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

在群众工作方面，各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做好民族工作、走好正确道路的关键，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各族人民的血肉联系，与各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解决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实现民族复兴伟业面临前所未知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紧紧依靠各族人民，加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做好团结各族人民的工作，增强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推进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建设力量和实践智慧。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让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果由各族人民共享。在解决民族问题、促进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确保民族地区群众同全国一道奔向共同富裕，着力解决各族人民最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的福祉。

在干部培育方面，民族领导干部是党联系民族地区群众的重要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好民族问题的关键。红军长征是党接触民族地区最为密切的时期，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吸收了民族地区的群众参与革命，增强了他们的团结意识。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同时在西北、西南和中南设立分院，并在以后相继建立了民族学院，形成了中国以民族地区为主要对象的高等民族教育体系。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努力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在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干部培育的部署下，民族地区干部教育与培育体系不断完善，恪守政治标准优先、德才兼备的基本要求。通过这种方式，党和社会培育了一大批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以此调动民族地区群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架起了干部与民族地区群众的情感联结，极大地提升了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效能。

四、结语

采用何种方法论从根本上规定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选择何种民族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构筑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正确的思想方法、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其中，思想方法处于最高层，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遵循；思维方法处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中间层，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考角度和逻辑框架；工作方法处于操作层，是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具象，表现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彼此涵摄、内在贯通，共同构成了有机叠构的方法群，嵌构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方法遵循、方法主轴和方法具象，从根本上指引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正确发展方向，不仅使这条正确道路科学发展和高效运行，而且开辟出了世界民族发展道路的崭新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造完美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大价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作者简介]尹旦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桂阳，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