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柏权 田辛迪：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见证——以唐崖土司城址为例

在鄂西南大山中隐藏着一处耀眼的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唐崖河畔，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该地区历史上便是土家族、汉族、苗族等多民族交错聚居、交融互鉴之地，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相依共生。作为土司文化标识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巨变，仍然讲述着历史上多民族交流互动、内地与边疆友好往来的历史佳话。

近年来，随着唐崖土司城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唐崖土司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崖土司的族属及其世系、政治经济、城址遗存、文化艺术研究以及城址保护利用等方面。其中，关于民族文化交融的探讨已积累了一定基础：如王祖龙等人以唐崖土司城址为例，分析了其营建理念中的汉文化传统；李梅田从唐崖土司城址的结构与性质入手，考察了唐崖土司的观念认同与文化同化历程；冉红芳等人则以“荆南雄镇”牌坊为例，考察了唐崖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文化互动现象；雷宇认为，唐崖土司城址的艺术观念、艺术形制与儒家文化、汉地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覃茳坤、成臻铭提出唐崖土司在制度认同与文化信仰的同构中，逐渐形成了“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治理格局，多元文化形态实现了交融。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多从具体建筑遗存或国家治理视角出发，分析唐崖土司在民族交流与互动中的具体表现，但尚未从整体性、系统性层面对这一过程的动因、表征与影响展开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丰富的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系统考察唐崖土司在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历史进程中呈现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态势，旨在揭示这一融合进程背后的推动力量，并阐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唐崖土司及其城址

唐崖土司由鄂西土家族覃氏世袭统治，从元至正六年（1346）建立长官司，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共历时389年。根据唐崖《覃氏族谱》等文献记载，从第一代土司王覃启处送到末代土司王覃梓春，唐崖土司承袭十七代十八任土官。唐崖土司的前身为唐崖千户所。在明代，唐崖土司的品级屡有变动，初为长官司，后升安抚司，再升宣慰司，复降为宣抚司、长官司，至清代改土归流时仍为长官司。唐崖土司的鼎盛时期为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土司覃鼎因战功卓著，经四川右布政使朱燮元提奏，被授宣慰使职衔。明廷特赐建石牌坊一座，匾额上题有“荆南雄镇，楚蜀屏翰”，该牌坊成为唐崖土司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实物标志。

尽管唐崖土司的政治使命在雍正年间被终结，但其所遗留的城址却得以完整保存至今。唐崖土司城址规模宏大，考古研究表明，城址天然壕沟内面积达74万平方米，城内主体面积约35万平方米，是鄂西地区土司城遗址中单体面积最大的一处城址。城内南部核心区大致呈长方形，东西长550米，南北宽410米，总面积约22.55万平方米；衙署区大致为正方形，面积约2.45万平方米。城址以衙署区和牌坊为中心规划布局，以上、  中、下三街为界，西部地势较高处为高等级功能区，集中分布着土司墓葬、宗庙与苑囿；东部地势较低区域则为一般行政机构与居民院落。墓葬区位于核心区西北角最高处，宗庙祭祀区如大寺堂等位于核心区中北部，苑囿与书房遗址则紧邻衙署区。城址北部遗迹较少，推测为军事区域。现存主要遗迹包括城墙、道路系统、院落基址、石桥、水井、采石场、码头、墓葬以及各类建筑基址。城内道路网络完整，以上街、中街、下街以及三条下河道为主干，辅以一横道、二横道、三横道，这些道路名称自土司时期沿用至今。唐崖土司城址功能完备，具备引排水系统、水井、码头、碗厂、衙署、牌坊、庙宇、营房、校场坝、小衙门、存钱坝、宗祠、大寺堂、墓葬区以及狩猎区等设施，民间素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之称。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曾赞其为“小故宫”。在唐崖土司城址现存的众多遗存中，保存完整的道路、城墙、石人石马、石牌楼、土司王坟以及“夫妻杉”等最具代表性。它们不仅是唐崖土司昔日辉煌的历史见证，也彰显了其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营造方面的高超智慧。

二、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见证

唐崖土司城址虽然坐落于鄂西南大山深处，但其规划营造并未因地理闭塞而趋于保守，更未将自身简单定位于单纯自守的山寨堡垒。相反，规划者秉持开放、包容、超前的理念，充分吸纳中原地区的营造智慧与文化符号，将其建设成一座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具有时代特征的土司“皇城”。

其一，从选址看，土司城的规划营造吸纳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四象”和“天人合一”理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构成的“四象”观念源自《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古老宇宙观和自然哲学，其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四象”不仅是天象符号象征，更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间气场相互交融的具象体现。“四象”观念认为：选址建宅或安葬祖坟，若选择四象之地，便可以保佑家族人丁兴旺、财源广进、繁荣昌盛。土司城在选址规划之时就主动融入了“四象”这一传统观念。规划者依凭山水形势，将土司城周边的山形与“四象”方位象征一一对应，将背靠的山体命名为象征北方的玄武山，将面向的山体命名为象征南方的朱雀山，左右两侧的山体则分别命名为象征东方的青龙山和象征西方的白虎山。虽然土司城的实际朝向为坐西朝东，但规划者通过巧妙的文化建构，在精神意涵层面营造出坐北朝南的传统礼制方位意象。此举不仅突破了实际地理空间朝向的局限，也使城邑在文化象征层面与中原地区的皇家都城趋近。与此同时，“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也贯穿于土司城营造全程。规划者依托天然山体和沟壑，充分利用周边的山形水势，以正面的唐崖河、北面的碗厂沟、南面的贾家沟等自然水系为基础构建防御体系，再辅以人工建造的城墙。在外城墙内，用当地的石头和泥土夯筑内城墙，进一步强化城防层级。城内三街十八巷的路面全部用当地的青石板铺设，溪沟上的小桥则采用就地取材的石条和圆木搭建而成。同时，在街巷和院落隐蔽处挖掘四十多口水井，保障日常用水供给。城墙和街道四周树木葱茏、鸟语花香，尽显自然生机。整座土司城的规划和营造顺应山岳、沟壑的走势，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以山脉、河流、溪沟为天然屏障，注重自然与建筑在空间上的协调，体现了人文营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顺应。

其二，从布局和功能分区看，土司城采借了中原地区城池营建的三重布局和中轴线两大核心规制。土司城的整体布局与功能划分深受中原传统建筑理念的影响，将三重布局和中轴线观念予以系统性吸纳融合。其三重结构的营建思路十分清晰，以土司城周围的天然壕沟作为第一道城墙，以核心区人工垒成的城墙作为第二道城墙，以衙署区的围墙作为第三道城墙。这一三重结构体系，明显受到中原王朝都城建制中“外城—皇城—宫城”的层级化布局影响。从土司城的整体结构形态看，其体现出明显的规整方正布局理念，以衙署和石牌坊为中轴线向四周布局各类城邑功能区。而衙署遗址所呈现的中轴线上“三殿”依次排布的空间格局，与中原王朝以宫中前朝三殿为代表的礼制和布政建筑格局存在深层的文化关联。在当地，唐崖土司衙署的前殿被称为“大衙门”，后殿则名为“官言堂”。其中，前殿是举行大型仪式的场所；中殿殿前空间相对狭小，可能是过渡性空间；后殿为处理日常政务的专属区域，故名含“言”字，体现其议政、议事功能。唐崖土司衙署中轴线上的建筑规模、形制，均遵循中原王朝官式建筑的规制。衙署建筑群的营造设计手法，及其与中原官式建筑所呈现出的高度相似度与深层关联性，正是唐崖土司与中原地区开展政治文化交流，在建筑规制与营造技术层面的生动展现。在衙署区的左边，还规划有宗庙祭祀区，其布局也明显契合中原王朝都城“左祖右社”的礼制传统。城内由道路、围墙和院落划分出规整的里坊体系，形成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空间格局。城内以上、中、下三街和三条下河道为主干，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路网，构成整座土司城的骨架，这也与中原传统城市的布局范式一脉相承。总体来看，唐崖土司城址边界明确，空间布局紧凑合理，整体结构严谨有序且暗含对称理念，在我国西南地区数以千计的土司城遗存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总之，唐崖土司城址的功能分区规划与布局，明显受到中原王朝都城建制的影响，是明代中后期西南土司主动学习、吸收中原政治文化与建筑规制的代表性遗产。

其三，从建筑雕刻图案的题材选择和符号运用看，唐崖土司城址的各类建筑中，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因子。作为西南地区土司城遗址的典型代表，唐崖土司城址不仅单体规模位居区域前列，更以地面遗存类型丰富、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等特征，在同类遗址中具有独特的价值。该城址留存的文化遗迹，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共生的鲜明特征，体现了西南土司群体对中原文化的敬仰、吸收与融合，反映了中原以及川渝地区汉文化对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这些都可从土司城遗存的建筑形制、雕刻艺术中找到生动注脚。从建筑风格来看，石牌坊、石墓葬等本身就源自中原传统建筑体系，这些墓葬遗存“形制结构、雕刻装饰艺术与川渝地区明代石室墓有诸多共同之处”，是外来建筑形式在西南土司地区的移植与运用。从装饰图案来看，城址出土的文物及建筑遗存上的纹样题材丰富、典雅大方，如圆形龙纹、狮子戏球等经典图案随处可见。这些元素并非本土原生，而是明确借用了中原汉文化体系中的吉祥元素。从雕刻技法来看，牌坊、石人石马、土司王坟、“金凤献瑞”石鸟等雕刻作品，娴熟运用了浮雕、透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亦明显受到中原雕刻技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土司城的整体布局和建筑营造并非完全照搬中原文化，也融入了诸多本土文化因子。例如，干栏建筑的广泛应用，石水缸的普遍使用，装饰符号中大量本土花草图案的植入等，均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这种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深度交融，最终形成了土司城独有的建筑文化风貌。

土司城衙署区“荆南雄镇”牌坊的上部雕刻，已得到不少学者的详细解读。其中，陈飞认为其内容既有反映本土文化的“土王出巡”等，亦有中原文化的“麒麟奔天”“哪吒闹海”“渔樵耕读”“断桥送子”“槐荫送子”“云龙吞雾”等，冉红芳等人亦认为牌坊浮雕包括“槐荫送子”“哪吒闹海”“麒麟奔天”“渔樵耕读”“土王出巡”。然而，如果对该“土王出巡”雕刻图案进行细致入微考察就会发现，学界以往的这一命名只是直观感知，若对图案内容进行深入解读，便能确定这一图案并非“土王出巡”，实则为“状元游街”。传统“状元游街”图案一般前方有扛旗者引路，状元、榜眼、探花骑高头大马紧跟其后，马旁有衙役撑着罗伞随行。“荆南雄镇”牌坊上原命名为“土王出巡”的雕刻，其表现内容、人物数量与“状元游街”图案基本相同，画面中亦有衙役扛旗（牌）、撑伞，中间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此外，根据陈飞的研究，牌坊上还雕刻有“鲤鱼跳龙门”和“哪吒闹海”等关联图案，而“状元游街”与“鲤鱼跳龙门”图案本就常同时出现，二者皆是儒家文化及科举文化的重要象征。土司城牌坊上这些源自中原的神话传说、伦理孝道雕刻图案，是其营造者对中原文化，特别是教育文化予以尊崇、积极吸纳的深层体现。

尽管唐崖土司墓群目前尚未经过系统考古调查，但已发现的墓碑大多保存完好。其中土司王坟、田氏夫人墓、双凤朝阳墓以及覃杰墓皆为石仿木结构，墓葬雕刻纹饰亦清晰体现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如土司王坟的墓室即为五柱四间“石雕仿汉地”的重檐庑殿顶结构，外立面以石头雕刻出柱、枋、斗拱、屋檐、鸱吻等仿木仿瓦构件，墓室内部则雕刻有莲花藻井，“花草、瑞兽、团花、云纹等汉地风格的图案”随处可见。土司王坟左后方的田氏夫人墓前，立有一石构牌坊，该牌坊为四柱三间形制，每间两柱之间设有扁作月梁，并经拔亥处理。这种梁架结构在鄂西本地十分罕见，而扁作梁正是江南民居、园林及厅堂建筑中常见的梁架形式。这也充分印证了明代鄂西南地区与江南地区在建筑文化上的交流。除此以外，双凤朝阳墓所刻“双凤朝阳”“天马”“扶桑金鸟”等纹样，以及覃杰墓墓室的仿木斗拱与“天马”“麒麟”等图案，亦都是汉族传统建筑构件与经典吉祥纹饰。唐崖土司城址现存的众多明代石室墓，都雕刻有细致精美的纹饰图案，如泗渡河墓葬刻有“鹿衔灵芝”“毛驴驮印”等纹饰，其他墓葬则以“麒麟芭蕉”“缠枝牡丹”图案最为典型。这些纹饰图案典雅精巧，不仅蕴含着汉族源远流长的传统典故，也是唐崖土司上层对中原文化主动学习、心怀敬仰的实物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覃杰墓墓室内部浮雕牌坊中也雕刻有斗拱与月梁构件，且坊上牌位还阴刻有“覃杰”二字。神主牌位的设置兴起于明代后期，彼时朝廷逐渐解除“官民祭祖的代数的限制”，使得“民间的设主之风”日渐兴盛，墓葬中用神主牌位取代墓主人形象的做法也随之普及。覃杰生活于万历年间，其所处的时代正与这种历史特征相契合。而修建于明晚期正德至万历年间的土司王坟，其壁龛墙壁上同样雕刻有神主牌位图案。这一细节充分表明，唐崖土司在礼制层面紧随中原时代潮流，与中原礼制规范保持高度一致，是其深度融入中华文明的生动写照。

其四，从日常生活器皿使用情况看，唐崖土司与内地同样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联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唐崖土司城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瓷器碎片。蔡路武在对这些瓷器碎片进行研究后发现，其款识中有“福”“寿”“善”“长命富贵”“富贵佳器”“状元及第”等吉祥款、各种花押款，以及梵文等文字款。其中，“梧桐叶落”文字款是典型的清初顺治时期的款识，“中山友怡堂”堂名款是典型的康熙时期的款识。上述瓷器，无论产地为本土还是外地，其款识都表明在唐崖土司时期，土司上层和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都与内地存在紧密联系，各民族交往交流已经广泛融入生活的各个层面。

其五，从庙宇建筑布局看，唐崖土司城址内曾经建有多种宗教建筑，体现出唐崖土司信仰习俗的多元并存。根据《覃氏族谱》等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掘和口述资料，土司城内除了本土白虎、鹰图腾信仰及山水、石头等自然崇拜外，还分布有儒释道活动场所，建有大寺堂、张王庙、玄武庙、铁壁寺、观音殿、玉皇殿，以及覃氏宗祠等。其中，张王庙至今仍保存有完整的遗址和碑刻，观音殿、玉皇殿、大寺堂则直至民国时期才遭损毁。唐崖土司城址留存的众多宗教附属建筑遗迹，正是多种信仰共生共存的体现，它们本身便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例如，大寺堂是“明崇祯年间由土司覃鼎夫人田氏自峨眉山礼佛回司后修建”，该寺庙格局基本仿照汉族地区的佛寺，由放生池、山门、前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等构成，与峨眉山报国寺的整体布局极其相似。张王庙遗址位于土司城外东北部，是城池格局中坛庙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张飞信仰并非武陵土家族地区的原始信仰。相关学者研究表明，民间祭祀张飞的活动最早兴起于巴蜀地区，早在宋代以前，巴蜀地区官方和民间崇奉张飞的祠庙已建有云阳张飞庙。作为“楚蜀屏翰”的唐崖土司，在地理位置上与地处峡江地区的云阳县相去不远，张飞信仰极有可能是从云阳自北向南传入唐崖土司的。至清代晚期，张王庙已经成为唐崖土司地方民众的重要信仰空间，张飞信仰进一步融入当地，成为不同群体共同的重要护佑象征。如《重修张王庙碑记》记载，“因咸丰十一年，烁发贼窜黔邑，我境震恐。咸聚祷于神，祈为护佑。遂见神之金身及两石马均汗流不息，侍僧揩之。贼至县坝场，大风吹倒贼旗者三日如是，因此未敢入境”。同治元年（1862）春，“贼由湖南来咸邑，直抵两河口岸，所见对面山上人马纷扰，疑惧，拥众而去”，民众皆认为其“由神威所致”。唐崖民众出于对张飞的崇拜，逐渐“形成了一种对‘恒侯大帝’的民间信仰与祭拜习俗”。张飞信仰传入并见祀于唐崖土司境内，是周边信仰文化传入并扎根当地的有力见证。玄武庙的奉祀对象一般为真武大帝，其道场位于明朝皇室家庙武当山。唐崖土司亦崇奉真武信仰，史载唐崖土司副长官秦世雄曾“因无子至武当进香”，由此推测，真武信仰传入唐崖土司地区可能与秦世雄至武当山进香许愿有关。各种庙宇在土司城内共生并存，既体现出多重信仰在当地的相互接纳与交融，亦是多元文化互动融合的直观呈现，更见证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政权所秉承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理念在唐崖土司地区的成功实践。

三、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背景考察

唐崖土司地区之所以形成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格局，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开明的文化传统、主动学习的社会风气密切关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互动，是本土文化孕育升华和中原文化融入推动的共同结果。

其一，唐崖土司地区保持与中央王朝和地方卫所的良好互动关系，为文化交流互动奠定了社会基础。与其他土司一样，唐崖土司通过进贡、回赐与征调等方式，始终保持与中央王朝的密切隶属关系。唐崖土司曾多次向中央王朝进贡马匹以及其他方物，仅《明实录》记载的朝贡活动即达九次之多。如《明英宗实录》记载：“丙申，湖广唐崖长官司把事王政、四川泥溪长官司把事王埙、广东宜伦县土官男黄欢等各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彩币等物有差。”“丁巳，湖广唐崖长官司遣舍人黄通、陕西陇西县土民张仕铎等来朝贡马，赐彩币等物有差。”《明宪宗实录》记载：“己卯，贵州宣慰使司白纳长官司长官周冕等、湖广施州卫唐崖长官司副长官黄敏等，各遣头目舍人来朝贡马，赐彩段、宝钞有差。”通过进贡与回赐，唐崖土司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除长期保持向中央王朝进贡外，唐崖土司还坚决服从朝廷征调，多次参与平定地方叛乱。据文献明确记载，唐崖土司奉中央王朝征调行事的事例多达十四次。在长期征战中，唐崖土司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集中在明朝万历、天启年间。民国《咸丰县志·土司志》亦称：“明季唐崖最倔强。”天启元年（1621），土官覃鼎奉命征讨渝城（今重庆），生擒樊龙、樊虎。天启二年，唐崖土司出兵征讨水西安邦彦。天启三年，唐崖土司再次奉命征讨永宁奢崇明、奢社辉叛乱。唐崖土司多次听命于中央王朝参与征讨，不仅扩大了自身在地方的影响力，也进一步获得了中央王朝的信任，其与中央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密切联系，为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

施州卫作为明朝中央政府管控鄂西南地区土司的重要军政机构，其官员与唐崖土司交往密切、互动频繁。明弘治年间，朝廷曾颁布条例命令“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用革□顽，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接受教育方能承袭职位。施州卫学是鄂西南土司子弟接受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唐崖土司子弟也须进入卫学读书习礼，并在学习中与施州卫官员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施州卫武官童璋便与唐崖土司覃彦实结下良好关系。《明故明威将军施州卫指挥佥事童君墓志铭》载：“唐崖长官覃彦实以桀骜闻，官至其地，辄避不出，惟君去则迎于道左，曰‘我公秉卫政，蛮民恃以安业，非他辈可伍也’”，这也使得当地土民对童璋钦佩有加，并言“此阿宠所敬者，我辈其敢慢耶”。此乃唐崖土司与施州卫保持良好互动关系的典型例证。与此同时，童氏家族与唐崖土司之间还形成了亲密的联姻关系：童钟（即童璋之父）“复娶覃氏”，童璋本人亦娶“覃氏姊妹二人”。童璋还通过多种方式传播中原农耕技术，改变当地传统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并积极倡导变革土司陋习，“严立条约禁之，复立学择师以教乡之子弟”。总的来看，唐崖土司与施州卫的密切往来，不仅使其在政治上获得了支持，有了直接的政治依托，也有利于唐崖土司及时获取来自中原和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为其学习和借鉴内地先进技艺、工具、文化等提供了便利。

其二，唐崖土司地区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与贸易活动，为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物质载体。唐崖土司地区处于楚蜀交会地带，自古就是江汉平原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和人口迁徙流动的走廊，其“向北至施州、万州，即可与长江水道、入蜀陆路相通，向西直抵四川黔江、酉阳、彭水等盐业产区，向南又有陆路连接湖南，东部有陆路可经容美抵荆州、宜昌等地，是典型的四达之地”。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促进了区域内人群的流动，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跨区域文化交流。唐崖土司所在区域较早受到周边地区农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主动模仿汉族地区地主经济管理方式，通常在“其所购之田处所，均就近招纳农人耕种，采取实物地租的形式”，同时“注重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大大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转变。

唐崖土司与施州卫下辖的大田千户所为邻，在经济方面深受大田千户所的影响。咸丰县城（即大田千户所驻地）出土的《田门覃氏墓志》记载，“大明国湖广施州卫大田军民所，世爵正千户田门故恭人覃氏”，志主即为唐崖土司子女，可见唐崖土司与大田千户所之间存在着联姻往来。大田千户所地处平坦的山间盆地，是当地难得的沃土区域，开发较早，其选址设所，正与这一优越的地理环境有关。汉族军士及家属迁徙于此，一方面传入了内地农作物品种、生产工具、耕作技术，促进了当地农耕经济的发展，使其“经济形态较之土司地区先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内地的礼仪和习俗，“乐耕嫁，尚诗礼”的社会风尚逐渐浸润地方。因此，大田千户所“对与之相邻的唐崖土司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有辐射作用”。唐崖土司周围分布着大田千户所的诸多屯田，如万家屯、西北屯、桐车屯、张家坝、杨峒、四渡坝等，皆与唐崖土司辖地犬牙交错，为双方在耕作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便利。唐崖土司还与大田千户所存在商业贸易往来，大田千户所周围“各司监茶油、布、麻、笋、山货、黄柏、贝母等物，俱于关内立牙库贸易”。

唐崖土司本身手工业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使其必须与外界保持稳定的商业贸易关系。唐崖土司城址所出土的瓷器“主要来源于景德镇民窑”，其中青瓷“既有浙江龙泉窑所产，也有景德镇仿龙泉窑所产，亦有本地所产”，且出土瓷器又与武当山遇真宫出土瓷器具有一定相似性。这不仅说明唐崖土司与江西、浙江等地有商贸往来，也体现出其在工艺方面追求官方潮流的审美取向。

唐崖土司通过与卫所和其他区域在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等领域的交往，不仅改变了当地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也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与商贸活动的日益活跃，也为各民族、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坚实基础与便利条件。

其三，唐崖土司地区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施行主动吸纳的治理举措，为文化交流互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咸丰虽然地处山区，但得益于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开化很早，民风淳朴，民国《咸丰县志》称“县境自周秦以来，日渐开化，且民俗纯良，较之他属，尚无犷悍喜乱之习，控制殊易易也”。由于当地开化甚早，容易接纳外来风气与文化，故“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者也”。以唐崖土司为例，其所设置的副长官（活龙司）一职，就由来自内地的秦氏担任。秦氏始祖“思安公，祖籍山东，曾祖移居江南，应天府……皇祖迁湖北汉阳府孝感县”。元末，秦氏因“官千户邑”而于“彭水县长潭坝落业”。明初，秦思安长子秦国龙被“改设唐崖活龙坪长官，领比字十二号印篆”。对于外来客民，唐崖土司同样秉持包容接纳的态度。据刘大谟所撰奏疏中“汉人投托”的记载可知，当时唐崖土司境内已聚集不少外来汉族人口。明万历年间，原籍荆州府江陵县的文人张云松来到咸丰县滴水岩隐居。覃鼎夫妇得知后即延请张云松到唐崖土司城，“待之如上宾，……念念不舍，故长留在衙”。之后，张云松协助唐崖土司筹办书院，教习诸生，并在当地传授汉文化，该书院也成为当时汉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张云松初至唐崖土司之时，覃鼎夫妇曾苦劝其成家，“凭其择娶名门”。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张氏家族与唐崖土司覃氏家族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其联姻对象不仅包括长官覃氏，还有副长官秦氏以及黄氏等家族，成为当地世代相传的一段佳话。除此以外，唐崖土司还积极引入各地建筑、雕刻、制陶等工匠，并接纳多元信俗习俗。这种主动引进、学习借鉴各地文化的开放姿态，为民族文化交流互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崖土司对各地文化的主动吸纳和借鉴，还体现在宗教信仰、社会交往与文教风尚等多个方面。如土司覃鼎的夫人田氏曾率婢女随从前往四川峨眉山参拜，学习佛法，归来后即仿照峨眉山寺院修建大寺堂，这是唐崖土司历史上主动借鉴各地文化的典型案例。田氏还将随行的百余名婢女沿途婚配，推动了当地民众与外来人口的交流融合。唐崖土司副长官黄氏（即苍葡司）也曾邀请多位外地士人为其题诗、赠诗，其中包括湖广道监察御史徐忠、文渊阁大学士陈德星、翰林院韩德宣及周信奇等人，诗中所撰“联翩科第儿孙宝，旌袁门闾孝悌荣”，抒发了读书进取、忠孝传家的传统理念，深刻影响了唐崖土司地区的文教观念。

四、结语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唐崖土司城址蕴含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元素。其城址选址吸纳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四象”方位和“天人合一”理念，布局和功能分区采借了中原三重布局和中轴线观念，建筑和雕刻元素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因子，城内信仰习俗则呈现出多元共生、兼容并存的特点。而在文化交融的深层维度，传统的中原文化始终是唐崖土司吸纳借鉴的重要内核。耕作技术的传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商贸往来的兴盛搭建了多民族贸易往来与文化交融的桥梁，中原文教理念的传入传递了“读书进取、忠孝传家”的价值导向，宗教信仰的多元并存则丰富了当地的精神文化内涵。

作为古代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见证，唐崖土司城址展现了唐崖土司在政治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文化认同中的积极态度，生动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西南地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央王朝“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理念的具体实践。这充分表明，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正是在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文化相互滋养、彼此成就，最终共同铸就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

（黄柏权，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辛迪，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